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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建设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

更新时间:2018-11-08 1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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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等到文革结束,科学春天来临了,中国的高能物理才有了希望。在高能物理学者的不断建议和推动下,中央同意在北京建造一台50GeV质子同步加速器的方案。可是到了1980年底,正遇到国民经济计划调整,考虑到该方案耗资太大(大约七亿元人民币),又加上对该方案争议较大,因而国家决定该工程下马。这给热情正高的高能物理学者当头泼了一盆冷水。
 
  正当大家不知所措时,李政道和潘诺夫斯基等美国科学家建议是否换成2×2.2GeV的正负电子对撞机的方案,既省钱,只有质子加速器的三分之一,可开展的物理课题又要丰富得多。希望以此方案争取保住高能实验基地。朱洪元和谢家麟先生专程到美国考察后认同此方案。他们回国后向同事们介绍此方案,引起了高能物理界的热烈讨论。在讨论中有的赞成电子方案,也有的赞成质子方案。但最后,电子方案占了上风。经过自下而上、自上而下的过程,意见逐渐取得共识,但要得到政府的认可,还差得多。
 
  在关键时刻,李政道利用邓小平接见的机会详细阐述了中国建造高能实验基地的必要性和正负电子对撞机方案的优势所在。邓小平在听取李政道意见及综合之前听取的各方面意见后,一槌定音:高能实验基地不能下马,要上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方案。1983年对撞机工程正式立项。1984年10月邓小平和其他国家领导人参加了对撞机工程奠基仪式,并亲自为基石题词。针对当时对撞机建设是否“超前”的争议,他对在场的中外科学家坚定地说:“我相信,这件事不会错。”
 
  自此以后,小平同志一直关怀对撞机工程建设,指派了得力的对撞机领导小组,时刻关心工程的进展。经过全体参与建设者的努力拼搏,在全国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援下,在以李政道为首的美国科学家的热情帮助下,对撞机工程用了四年的时间建造成功。1988年10月16日实现了正负电子对撞,北京谱仪首次捕捉到了正负电子散射信号,对撞机中央控制室里一片欢腾。到北京参加中美高能物理联合会议的美方科学家也见证了这一激动人心的时刻。仅仅四年,对撞机就从无到有建造成功,可以说是一个奇迹。《人民日报》在报道这一成就时称:“这是我国继原子弹、氢弹爆炸成功、人造卫星上天之后,在高科技领域又一重大突破性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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